访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

华电之声 · 发表于 2008-5-23 15:10:59

“现在我不再担任何职务，只是一个离休干部。人虽离休了，脑子却从来没有休息。”9月20日，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说。　　那么，这位13岁就开始革命、如今已年近八旬的老人，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我们将此次在北京医院病房中进行的一个半小时采访的笔记整理出来，希望从中找到些许答案，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梳理，让人们看到这位永远年轻的老人的思考，看到他和中国能源工业的一世情缘。　　1　机电企业必须甩掉外国“拐棍”　　记者：我们的话题就从您最早从事的机械工业谈起吧。您曾主持研制了我国首台5万、10万、20万千瓦汽轮机以及单缸10万千瓦汽轮机，为我国发电设备的自主创新作出巨大的贡献。在您看来，当前阻碍我国设备制造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黄毅诚：目前我国机械工业面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致力于开发新产品，把依赖外国产品的“拐棍”甩掉。采取这种拄“拐棍”走路的方式，其实也不能怪企业，因为有政策规定，要应用新产品就必须有上好的业绩，而刚刚自主研发的新产品怎么会有好业绩呢？没业绩就不能用，于是只能找有业绩的外国公司了。这种硬性的业绩规定限制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　　我们必须甩掉“拐棍”，开发出自己高效节能的机电产品，比如高效的汽轮机。提高发电厂煤炭利用效率的途径，主要是提高发电设备的蒸汽参数。随着机电制造水平的提高，火电厂的蒸汽参数已由低压、中压、高压、超高压、亚临界、超临界、高温超临界，发展到超超临界和高温超超临界；如果把锅炉蒸汽温度提高到700摄氏度，每千瓦时的单位煤耗就可以降到210克。我国是个燃煤大国，国情要求我们必须把煤耗大幅度地降下来，以实现节煤目标。这就需要国内机电企业独立自主地发展新产品。　　30年前，我在北重厂当厂长，独立自主开发出了单缸10万千瓦的汽轮机，但因没有业绩，用户不用。说到底这是政策的制约。鼓励自主创新不应停留在口头，而要多拿出切实的措施来。　　记者：您如何看待风机国产化问题？　　黄毅诚：目前在风电政策方面的问题是政府不该管的，管得很细，而该管的，却没有真正管起来。风电项目要逐项审批，投资风电还要有特许权才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电的发展。而在技术方面，引进国外风机设备或技术的企业达到20多家。结果是各买各的，没有组织起来共同采购，造成了利益损失。我认为这才是国家应该管管的。　　风机国产化是个政策问题。我认为，目前对风机国产化并没有探索出好的扶持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定，风机要70%国产化，这本来是很好的事，但事实上，实现国产化的70%那部分，涉及的大多是架子、壳子等外围技术。风机国产化的关键在于掌握核心技术，但这点在国产化政策中没有提及。　　2　用积极态度开大矿才是正途　　记者：您在原国家计委工作期间，曾推动开发了神木东胜等大煤田，如今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请您谈谈对我国大型煤电基地开发的看法。　　黄毅诚：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多处指出，要加快现代化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培育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而目前如何贯彻执行这些目标还缺少具体措施。　　众所周知，建大矿可以大大降低投资，减少人员，有很好的经济效益。美国煤炭产量也很高，为提高效益，美国进行了煤炭产业改革，把效率低的小煤矿关掉了一大半。我国同样有条件开大矿。我去年曾去锡林浩特考察。其市郊储煤量达220亿吨，而湖南全省储煤才40亿吨，一对比就知道其储量之大了。我认为，在锡林浩特，就应该用高效率机械开采，用积极的态度开大矿才是正途。　　我国还有好多地方具备开大矿的条件，比如说陕北，煤炭储量达800亿吨！原本计划开采5亿吨，其中4亿吨外运，1亿吨就地消化，这样可使陕北经济水平赶上沿海地区。我是吃陕北小米长大的，对陕北很有感情。现在我退下来了，这个夙愿我无法亲自实现了。现在神华在做我当年想做的事，他们已经在陕北开采了1亿吨煤。本来我建议他们至少开采3亿吨，但是没办法，原来国家划给的开采区，不少已被地方占去，开采中小煤矿了。起初国家正式发文，给了神华320亿吨的开采权，把与内蒙古交界的陕北最北边都批给了神华，可最后落实下来，只给了神华一个角，只能开采1亿吨。　　最近我给国家发展改革委马凯主任写了封信，谈及煤炭开采问题。现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大型煤电项目，一次才批两台，比如托克托电厂，批了四次才完成。为什么不能一次性批下来呢？这样投资将大大下降。　　目前，国有煤矿要彻底解决安全生产问题，最最根本要做的就是提高煤炭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其中包括操作这些机械的工人的技术水平。机械化水平上来后，就可以大幅度地减人，减人增效后才可能有高工资。最终要做到煤炭工人具备高技术素质，得到高工资收入，要像神木东胜煤矿一样，使矿工成为人们向往的工作。　　现在我国煤炭行业一年能赚500亿元，其中神华就占到200亿元。神华是我在国家计委时办的，比较了解。神华出一吨煤，成本才十几元，把煤从坑口拉到海边，还是能赚钱。为什么其他煤矿不能这么办呢？因为他们人员多，素质差，而神华人员少，素质高，工资高，并且做到了机械化开采。  　记者：请您总结一下神华的成功经验。　　黄毅诚：我认为神华的经验有两点：一是实现了规模效益，就是开大矿，二是人员少，素质高，工资高，实现了高度机械化。煤炭企业内部的关键问题还在管理。上世纪90年代我就讲过这样一句话：煤炭管理要脱胎换骨，现在我还是这句话。　　神木东胜煤矿年产煤量千万吨，才只有250人，而产量与之接近的峰峰煤矿，在职的就有63000人。这种煤矿工资低，也是自然的事情。2002年，我去峰峰矿务局，发现局里有50个处委办，我让局长减到10个以内，他说太困难了。我曾建议开滦矿分流富余人员去搞三产，减人不减工资，但是矿务局说国家控制着工资总额呢。所以我认为这些关系都有待理顺。　　记者：近年来，煤电顶牛的矛盾突出，主要体现在价格上。您认为煤电应该如何和谐共处？　　黄毅诚：在我国煤炭产量中，60%用来发电，20%用来供热，而生产出来的电和热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来定，不能随便涨跌，而煤价却已放开。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矛盾吗？我认为，对于煤炭这种面广量大的上游资源，应该由国家来控制。　　3　关停小火电这关不过不行　　记者：您认为我国火电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黄毅诚：我认为我国火电发展要以高效、节煤为中心。我们要降低煤耗，就要加大科研力度，将蒸汽参数提高到700摄氏度，这样就能实现煤耗210克/千瓦时，而目前煤耗是370克/千瓦时。每千瓦时电能节约160克煤，这是多么大的数字！欧洲几大能源公司已经组织起来联合攻关，并取得进展。　　在节煤降耗方面，我们的政策法规曾出了一些问题：对13万以下的机组放权不管，结果全国一下子冒出了几百台12.5万千瓦机组。这些机组效率很低，单位煤耗大概在370克/千瓦时左右。　　我提出以煤耗为标准来建设高效机组。之所以不单单提建大机组，是因为其中还包括热电联产机组。这类机组即使装机只有1000千瓦，煤耗也只有150克/千瓦时。火电的一个大缺点就是冷端损失，浪费了40%～50%的能源，损失了一半的效率，而热电联产可以弥补这方面的能量损失。世界热能专家一致认为，对有热需求的用户来说，实行热电联产是提高能效的最有效途径。　　在我国，小火电不让建了，很多就改成了小热电，但只供很少的热，且没有煤耗限制，由此造成小火电和小热电鱼目混珠的情况，也因此把最好的节煤项目扼杀了。我给中央提了建议，要按煤耗来规范，不管你是火电还是热电，只要煤耗高就不许建。我们应该学习丹麦的经验，丹麦全国的锅炉没有不发电的，电站没有不供热的，煤耗因此大大降低。　　记者：您对小火电持何看法？　　黄毅诚：我曾给国家计委写信，建议趁电源建设的良好发展势头，逐步关停全国20万千瓦以下的机组，而不要压缩电力建设规模。发达国家根本没有在运的20万千瓦机组。20万与12.5万机组的煤耗都是370克/千瓦时左右，而我国目前运行的超临界机组煤耗是300克/千瓦时，两者相差70克。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完全采纳，因为关停小机组太难了。我知道关停难度，一家电厂1000多人，关停后人员该怎么安置呢？但是再难也得管，国家必须出台政策解决这个难题。关停小火电这一关不过不行。　　4　现在宣传电力过剩为时尚早　　记者：您如何评价已开始的电力市场化改革？　　黄毅诚：我认为，电的第一属性不是商品，而是服务和公用。李鹏同志也说过，电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所以我认为，电力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不是市场问题，而是如何满足公共服务的问题。美国经济那么发达，为什么总出电力事故？就是为了赚钱而减少投入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公用的电力当作商品来改革。我曾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电力体制改革最重要任务是调动大伙的积极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确保安全。而目前的改革造成了机构的大幅膨胀。另外，改革的目的应该是权力的下放，可现在基层企业的权力越来越少，都被集中上收到了北京。　　记者：您对于“我国目前已经进入电力过剩阶段”的说法有何看法？　　黄毅诚：我认为现在宣传电力过剩，出现了拐点，还都为时尚早。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充分的备用。有余量是好事，能够保证什么时候都会有电可供。要从算大账的角度看，不要执着于多发一千瓦时电浪费多少。　　以川渝为例，1999年重庆水电占67%，那一年丰水，二滩的电卖不掉，由此成为电力体制改革的起因。可是今年川渝大旱，严重缺电，又导致了严重的拉闸限电。一千瓦时电五毛钱，但是缺一千瓦时电，又要损失多少钱呢？我说大约10元钱，好多人还认为不止这个数。所以我认为，电力必须要有充足的备用，多一点并不是浪费。　　那么充足备用的标准是多少？我算过，电网最高负荷不能超过电网总装机容量的60%，而我国只有山东曾达到这个标准。　　5　节能不仅要捡芝麻，更要抱西瓜　　记者：节能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已提出了“十一五”节能降耗的具体目标。在您看来，制定节能政策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黄毅诚：节能的关键在于调整能源结构和提高利用效率。　　我国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北方很多地方年日照都超过3000小时。发展太阳能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价格，尽管成本已大幅下降，但还不能和煤电相比。风能和生物质能亦如此。　　在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我曾向国务院建议，建立可再生能源基金，可以把三峡基金转过来。我们应该可以使可再生能源比例占到能源总量的一半。　　我觉得目前在节能节水方面做得很好，发动群众从小处做起，但更应该抓重点，不能光捡芝麻，更应该抱西瓜。电力节能涉及刚才提到的发展热电联产和淘汰小火电、提高火电效率两个有节能大效果的重点项目。抓好这两个节约能源项目，每年可以为国家节约好几亿吨煤炭。　　6　如要成立能源部，就要给予其权力　　记者：您曾担任能源部部长。您在《我的故事》一书中说：“能源部已成为历史，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那么，您对近来关于成立能源部的传闻持何意见？　　黄毅诚：我不反对建立能源部，但如果成立了能源部，却不给予其相应的权力，那么我就不赞成成立。1982年曾成立能源委员会，没两年就解散了，就是因为没权。没权别人找你干什么？还不如去找计委。所以这段历史经验应该好好总结。　　记者：美国也有能源部，我们能不能借鉴其模式呢？　　黄毅诚：中美两国国家性质不一样，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美国能源部不管企业，只管方针政策，而在我国，电站建不建，要国家发展改革委说了算。我觉得如果成立能源部，至少可以解决煤和电的矛盾，但从根本上讲，还是要有相应的权力。　　我出任能源部部长时，身份较特殊，因为我原来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计委好多人是我的老同事。不看僧面看佛面，说话还好使点儿。在中国，关系还是很重要的。　　7　核电改革核心应是打破垄断　　记者：现在几大发电集团积极进军核电领域。您如何看待核电开发主体的多元化？　　黄毅诚：我曾兼任国家核电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李鹏同志。那时我说过两点意见：一是我国沿海如果不发展核电，能源问题就很难解决。二是核电如果不能实现国产化，就发展不起来。　　最近我就核电问题给国务院写了报告。现在的核电规划是到2020年核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对于需求来讲，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按现在的发展方式和速度，这个目标是完不成的。对此，我感到很担心。　　全世界的核电都比煤电便宜，可我国核电却比煤电贵。为什么？就是因为只有一家办核电(现在的两家是一家分拆而来，其实就是一家)。我在给曾培炎副总理的信里建议，我国核电工业应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改革传统的设计、建设和管理方式，核心就是打破一家垄断。去年我给国务院写了封信，希望一次性批20台65万千瓦的核电机组给浙江，如果国务院不能办就算了，不要批给国家发展改革委，结果还是批给了发展改革委。他们召开了大会，结果只批了两台。　　如果打破一家独办，所批的两台65万机组，只需40个月就可以建成，但现在垄断格局下要花60个月。据说以前建同类机组需要70个月，似乎提前10个月已经是进步，其实工期完全可以再缩短。核电只此一家，没有比较，形不成压力，没有压力就缺乏前进的动力，这就是垄断的坏处。<td></td><td></td><tr></tr><tr></tr><table><tbody></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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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 · 发表于 2008-5-24 12:07:11

这是目前国家急需落实和解决的问题。

弯头 · 发表于 2008-5-24 14:17:30

作为能源机构变迁的最佳见证者，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对新机构能源办冷静中有期待。已经成为历史的能源部，将是能源办最好的前事之师 　　　　在缺失十几年之后，2005年5月，我国统领能源领域的专门机构——国家能源领导小组              办公室(能源办)成立，这是自1993年能源部撤销以后，首次成立的部级以上综合能源管理部门。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与能源部成立之初一样，能源办也面临总量缺失、利益失衡的能源困局，能源办能否破解困局、运转自如，能源部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黄毅诚，原能源部部长，能源部机构变迁的最佳见证者。20年前的风云历历在目，说起能源部，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颇为动情，“能源部成立是非常契合时机的，只是改革有阻力，不太顺利罢了。”他不无遗憾地说。　　2005年6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见到了黄毅诚部长。虽然年事已高，黄部长依然精神矍铄，谈锋甚健。用黄部长的话是“人老了，但精神还年轻”。　　正是因为有颗年轻的心，黄部长始终关心着中国能源工业，经常到各地走走看看，也经常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信，为中国能源发展献计献策。“这些观点和看法，不管是对是错，都可以给当政的同志们作为参考。”黄部长对能源工业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黄毅诚在基层企业工作过30年，又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工作过20年，是德高望重的能源界老领导、老前辈。谈起能源，黄部长滔滔不绝，煤电油等方方面面都能开出具体药方；谈起能源管理机构，黄部长冷静中有期待，“希望能源办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起到应有作用，为我国能源工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能源部前尘往事　　如果说能源部曾作为中国国务院体制改革的试验田，那么作为部长的黄毅诚就是这次改革最直接的历史见证者。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能源部的改革试验并没有进行到底，但能源部做了许多有开创性的探索与实践。黄毅诚在能源部成立之初提出的“四管三不管”(管政策、管规划、管服务、管监督，不管企业的人、财、物)方针，似乎仍然是政府改革的落脚点。　　虽然能源部已经成为历史，但能源部成立与撤销的反反复复，对今天的能源办都是前车之鉴。“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些经验都是宝贵的，对今后我国能源工业发展都会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黄毅诚说。　　能源部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争议之中。当时除了电力行业直接并入能源部以外，石油、煤炭两个部门都对能源部的成立不支持。　　在黄毅诚所著的《能源部1988-1993》一书中，黄部长披露了能源部来来去去的整个过程。　　1987年10月中旬的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为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一揽子方案，能源部面世。12月20日，中央决定由黄毅诚、于洪恩、王涛、蒋心雄、史大桢组成能源部筹备组，黄毅诚任组长。　　1988年4月初，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国务院的体制改革方案，决定新组建能源部，并任命黄毅诚为部长，史大桢、胡富国、陆佑楣任副部长。与此同时，成立了三个正部级公司——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当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能源部上报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能源部成立当年，全国煤炭供应十分紧张，上海有时存煤只够用一两天。拉闸限电也很严重，北京拉闸甚至拉到了元帅家中。正是能源供应的紧张，要求煤炭也成立一个全国性公司，甚至要求恢复煤炭部的呼声开始出现。　　随着电力成立了五大公司，电力体制改革完成。按计划，下一个改革步骤就是要把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分成几个地区性公司，成立一个煤炭企业联合会。按原来的要求，这项动作应该在1989年拿出一个方案，1990年以前完成。但是当时阻力很大，老煤炭部的一批领导同志，不断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要求恢复煤炭统一管理机构。“由于出现了两种声音，我们压力很大。”黄毅诚回忆道。　　由于先后成立了正部级的兵器工业总公司和电子工业总公司，要求成立全国统一管理煤炭机构的呼声又高了起来。得到几位老的工业领导的支持后，原煤炭部20多位老部长再一次联名上书要求恢复煤炭部。　　1993年，在中国能源管理历史上，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能源部被撤销。直到2005年，中国再没有设立部级以上的综合能源管理机构。　　在能源部取消以后，国务院有关领导这样评价：“能源部这几年工作是努力的，能源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是有成绩的。煤炭原来全国供应十分紧张，现在市场已经缓解了3年。电力建设5年新装机6000多万千瓦，是世界少有的。但由于关系不顺，调节手段不足，很难把煤、电、油、核工业组织起来。”　　这些问题今天的能源办将同样会遇到。　　能源新政要务实　　正是因为有切身体会，老部长黄毅诚对于新的能源管理机构表现出了更多的冷静，也有更深切的期待。　　“能源办成立前，中编办的领导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建议，就在发改委内成立能源总局，能源总局可以是正部级，由发改委副主任兼任局长。由于隶属发改委，没有分权的问题。如果独立出来，什么权力都没有，能有什么用。”黄毅诚说。　　他表示，现在成立的能源领导小组，总理是组长，副总理是副组长，规格很高。实际上不成立这个领导小组，涉及能源的事情，总理照样可以召集研究。因此，不能对能源办寄予太高的希望，不能指望能源办在一夜之间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但是，不管怎么说，今非昔比，黄毅诚希望能源办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希望起到应有作用，为我国能源工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能源办成立是好事，但是黄毅诚表示，“机构本身只是个形式问题，形式影响内容但不决定内容，关键看你怎么管。”　　他表示，今后能源管理部门尤其要多出台一些政策，包括一个合理的、可以操作的规划，来指导能源建设。并且，这些举措必须具体化，防止大而化之和沦为“空政策”。“只靠原则性的东西解决不了中国的能源问题。”老部长说。　　今年3月，发改委能源局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时，请黄毅诚这个老党员、老能源部长谈能源问题。虽然有一段时间没在具体岗位工作，但黄毅诚对能源问题的见地依然一针见血。　　他表示，能源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能源的问题主要是没有长远规划，能源问题不能看得太近，方针、政策、思路都讲得很好，也很对，但和实际怎么做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能源到底怎么发展，道理讲了很多，但缺少实际措施。　　“我在能源部当部长的时候，1990年组织编了一个到2050年的能源规划。15年过去了，现在来看，有些东西已经变化，需要改进了，但是起码看到了2050年。有了计划还不行，还得落实，并且定下的方针政策不能随便改的。”他说。“我国要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人均装机1个千瓦必不可少。将来中国人口要达到15亿，人均装机1千瓦，要装15亿千瓦，15亿千瓦装什么得想清楚，要用数字说话。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能源发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道路。”　　比如前段时间国务院专门讨论了煤炭问题，都讲的是道理，但能不能解决煤炭问题，不一定，因为缺少具体的政策。黄毅诚现身说法，讲了个自身的例子，他说：“1983年全国缺煤很严重，当时煤炭企业的工资总额按人头算，我提了个具体措施——吨煤工资含量，即煤矿的工资总额等于产量乘以吨煤工资。当时试验了两个矿，效果非常好，1985年全面推广，煤很快就多得运不出去了。就这么个措施就解决了问题。讲一千条道理、原则，不如一条具体的措施。一个措施就解决了从缺煤到煤多的转变。”　　神华能源缺乏宣传　　最近，能源界除了能源办成立这件大事以外，神华能源上市也颇为引人关注。　　6月7日，被称为“今年全球最大IPO”的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1088.HK)，在经过一周的认购后，以接近招股价范围下限的每股7.5港元于6月15日在香港主板挂牌流通。投资者的平淡反应，使其预计的集资总额从原定最高283亿港元降至230亿港元。香港市场超额认购仅约10倍，国际配售部分的超额认购也只有5倍。与2003年中国人寿(2628.HK)171倍、中国财险(2328.HK)135倍的超额认购相比，逊色许多。6月15日，神华能源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首日更是跌破发行价。　　黄毅诚与神华集团颇有渊源，其一手组建的华能公司下属精煤公司是神华的前身。对于神华在香港冷遇，黄毅诚颇抱不平。“神华上市不太理想，原因是没有宣传。应该多请外国媒体、投资者去神华现代化的神木东胜煤矿看看。人家不是不认同，而是我们宣传不到位。外国对我国煤矿印象不好，因为老出事故、死人。但是神木东胜公司的煤矿，安全水平超过美国的煤矿。神东煤矿不仅是中国最先进的煤矿，也是世界最先进的煤矿。”　　黄毅诚提供了一系列数字为佐证：2004年神木东胜煤炭公司人均年产煤炭超过2.6万吨，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先进采煤国人均年产量，超出国内煤矿人均年采煤效率70多倍，而矿区煤炭百万吨的死亡率降到了0.01，美国是0.027。　　“我们煤炭安全的问题主要是机械化水平上来了，人的素质没上来。靠农民工挖煤挖不出现代化，靠农民工挖煤挖不出安全。而神东公司挖煤都是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目前在神东井下一线工作的职工，大多为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青壮年职工而非农民工。神木东胜公司所属榆家梁煤矿一年生产1000多万吨煤，只有250个人，而峰峰矿务局，年产量也是1000万吨煤，在册人员63000人，还有3万离退休职工。为神华公司留住人才的就是分配制度。” 黄毅诚说。　　他表示，美国、英国的煤矿改革，把效率差的，落后的都关掉，而我们只有资源枯竭了，煤矿才关掉。只要资源不枯竭，煤矿都能活，活得好、活得坏都能活。今后开矿就要开效率高的矿，像神东公司一样，一个矿年产一千多万吨，高度集约化。　　工资上去，人的素质才能上去，煤矿安全才能上去。他说，“国家准备拿出500亿元用于煤矿安全，我看这不一定能解决安全问题。因为安全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设备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　　为能源发展献计献策　　对于目前我国能源的具体问题，黄毅诚也一一开出“药方”。　　“现在火电的问题是要把煤耗降下来。”他说，按2004年的数据，发电煤耗每千瓦时降低1克，全国一年就能节约200万吨煤。要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来。　　但是，光搞煤电也不行。煤电不能超过6亿千瓦，而且是效率高、烧煤少的机组。按照总装机15亿千瓦计算，如果减去3亿水电等其他发电，其余12亿千瓦都用煤电，一年需要30亿吨煤，这么多煤就是能挖出来，怎么运过去？能运过去，环境能否受得了？　　核电发展也为曾任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黄毅诚关注。他说，核电大盘子已经确定，要进一步提出“如何装”的方案。发展核电有多种途径，但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安全，二是成本低。另外要引入竞争机制，不能只让一家办。　　石油的主要问题是勘探不足。东部找到的石油不到理论储量的一半，西部只有百分之十几。　　除了煤、电、油，我国还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　　黄毅诚介绍，我国风力资源十分丰富，1990年，国家气象局提供的比较可靠的资料是，我国陆地上10米高度可供利用的风能资源为2.53亿千瓦。10米高度，只能安装微型风机，而现在600千瓦风电机组的塔架高都有50米，理论上50米高度的风力资源比10米高度多1倍，在新疆、河北实测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样，我国陆上50米高度可利用的风力资源为5亿多千瓦。现在，大型风机的高度可达100米，这个高度可利用的风能更大。世界上公认，海上的风力资源是陆地上的3～5倍，即使按1倍计算，我国海上风力资源也超过5亿千瓦。所以，我国的风力资源是丰富的，远远超过可利用的水能资源(3.78亿千瓦)。

弯头 · 发表于 2008-5-24 14:19:49

黄毅诚  黄毅诚　　1926年10月生于湖北枣阳。1939年3月参加革命，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在河南确山参加新四军，后调赴延安中学、延安大学及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建国初期曾任东北工业部机械局沈阳第一机械总厂第二分厂厂长、第二机器厂副厂长、哈尔滨电工四厂t副厂长，领导了我国第一台2.5万、5万、10万及20万千瓦汽轮机的设计和制造工作。1951年至1955年赴苏留学，进修汽轮机制造技术。回国后，历任一机部四局技术处副处长、哈尔滨汽轮机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一机部电力设备制造公司总工程师，北京重型电机厂厂长兼总工程师。1979年调任国家计委综合局副局长，1982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主管能源、交通和基本建设，参与组织制定了国家“六五”、“七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开创性领导了我国节能和压缩烧油工作，组建了华能公司。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出任国家能源部部长，领导编制了能源工业“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纲要。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八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7年11月至2003年9月任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现为中国能源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能源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能源的问题主要是没有长远规划，能源问题不能看得太近，方针、政策、思路都讲得很好，也很对，但和实际怎么做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能源到底怎么发展，道理讲了很多，但缺少实际措施。工资上去，人的素质才能上去，煤矿安全才能上去。国家准备拿出500亿元用于煤矿安全，我看这不一定能解决安全问题。因为安全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设备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  ----------------------------- 中国能源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林汉雄　杨纪珂　黄毅诚         中国能源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名单理事长：范维唐 副理事长：邓可蕴（女）严陆光　何建坤　张玉卓　李彦梦　周大地　周小谦 　　　　　胡见义　赵经彻　赵家荣　秦中一　鲍云樵 秘书长：鲍云樵（兼） 副秘书长：刘学义　刘德顺　许　倞　李　卫　俞珠峰（女）常务理事：（47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宁宁　马　驰　王仁元　王加璇　王革华　邓可蕴（女）  刘显法　多　吉  孙茂远　　朱成章江希年  许　倞　严陆光　何建坤　吴　瑛　吴报中　吴耀文  张　抗　张玉桌　张丽英　张振国　张喜武   李彦梦　杨宽宽　汪定国　陈　复   陈和平　周大地　周小谦　范维唐　郑　贤　郑健超　姚愉芳   施鹏飞　胡见义　赵经彻　赵家荣　徐旭常　徐通模　秦中一　屠云璋　黄其励　黄金凯　曾广安 窦庆峰　鲍云樵　蔡睿贤理　事：（148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宁宁　马　驰　孔　力　王久臣　王仁元　王加璇　王占奎　王伟中　王革华　王清照　王慧侠 邓可蕴（女）邓建利　叶　雷　白荣春　伞成立　刘时彬　刘学义　刘显法　  刘顺兴　刘德顺　   吕应运   多　吉　孙予罕　孙茂远　庄德安　朱成章　朱俊生　江希年　许　倞　许剑毅　齐　佳　伍康定   严陆光　何志荣　何建坤　余　志　吴　瑛　吴报中　吴钟瑚　吴耀文　岑可法　张　抗　张　奎   张友良　张玉桌　张庆民　张百良　张丽英　张启年　张阿玲（女）张国成　张家荣　  张振国　  张喜武   张管生　李　卫　李　军　李大骥　李文华　李均升　李金柱　李彦梦        李爱仙　李锦堂　李静海   杨宽宽　杨朝红（女）杨森峰　杨耀先　杨富强　  汪定国　汪树军　汪集旸　邹传胜　陈　勇　陈　复   陈　淮　陈和平　陈昌和　陈晓林　陈硕翼　陈朝柱　周大地　周小谦　宗良礼　明绍福　林　莉   武　斌　范维唐　郎四维　郑　贤　郑健超　金红光　金翔龙　俞化民　俞珠峰（女）  姚向君（女）  姚愉芳（女）姜正才　姜克隽　施鹏飞　胡见义　胡德成　贺克斌　赵以忻　赵秀生　赵经彻   赵家荣　郗小林   骆民强　徐旭常　徐通模　徐培新　殷蔚荔　秦　伟　秦中一　聂光国　郭小碚　高志东　屠云璋   阎树祥　黄　震　黄伯翔　黄其励　黄金凯　彭奇凡　曾广安　曾恒一　温宗孔　温鸿钧　董克军   韩文科　韩建功　韩爱兴　窦庆峰　雷仲敏　雷廷宙　鲍云樵　管在德　蔡子群　蔡宁生　蔡睿贤   樊元生　潘　福　黎　力　戴绍良　戴彦德中国能源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顾问、荣誉会员、名誉理事名单   顾  问：（11名）   黄毅诚    李  锐    蒋心雄    高扬文    王  涛     史大桢   唐   克    石定寰    任  湘          周凤起    王庆一     荣誉会员：（11名）  刘   放    朱康福    汤德全    陆钦侃     何  康    吴达才  张光斗    周宣城   徐洽时   潘家铮     侯祥麟   名誉理事：（36名，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汉臣      王建曾     邓秉礼     左  湖      叶元煦    刘美生(女)  朱良栋  张立文     张厚福      张菊生（女）    吴昌伦      李洪勋     陈  敏    陈惠芳（女）贡光禹  沈龙海      连培生     芮素生     陆    德     陆维德（女）杨志荣      杨洪年     绍世伟     苗天杰      茅于轼  昌金铭      孟昭利     祝  平     胡成春      施德铭（女）高锡康      黄志杰   谢绍雄     雷树萱      蔡义汉     樊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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